异教徒告解室

[莱杨] The Eternal Companions 永恒的侣伴 02

无非是亦空亦色:

感谢大家的评论和支持!在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北极圈冻得瑟瑟发抖之后感动莫名。开这个文一是因为假期穷极无聊,二是对奥丁的春天这个大坑的怨念太深,于是不管不顾大纲都没有就直接发了文,现在才发现开坑一时爽填坑火葬场……银英这个时间线实在是太难搞了捂脸。


以及那啥,读者的评论和鼓励永远都是作者的动力,冷圈冷CP的作者尤其需要关爱……让我看到你们对提督和狮子的爱啊 > <


本章有部分摘录了原著。




第一章 父亲


杨威利出生于宇宙历767年,帝国历458年的4月4日,是富有的商人杨泰隆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儿子。(巧合的是,日后被杨舰队称为“家”的伊谢尔伦要塞也是在这一年建造完成的。)杨的姓名表记型式是较为罕见的E式,这种姓放在名字之前的型式多见于“东方人”,在鲁道夫于宇宙历318颁布的《恶劣遗传因子排除法》中属于“次等基因”而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斥。为了躲避社会秩序维护局的排查,许多原本拥有E式姓名的人纷纷改姓,加上通婚等其他原因,如今保存着这种E式姓名的人只占总人口的3%。家庭的姓氏和财富引得一些人以为他是流亡到同盟的帝国贵族“塞恩-杨”的族人。从现存的档案资料来看并非如此。这一家姓杨不过三代。杨威利的曾祖父是父母不明的战争遗孤,依照托尔巴斯法案规定,他用了自己养母的姓。


杨威利的曾祖父与祖父都是星际间航行的船员,到了他的父亲杨泰隆这一代,他离开了祖上工作的运输公司,从一介小商船主起家,成为贸易公司的负责人,不断地累积财富。在自由行星同盟众多的贸易商人口中,杨威利的父亲杨泰隆以手腕灵活而享有盛名。他那令人无法抗拒的微笑深处,潜藏着机智的商业智慧。无论多么棘手的订单,多么危险的航路,他都能轻松按时送达。他有一个绰号叫做“用钱滚钱的行家”,据说是因为每当朋友问起他成功的秘诀时,他总是这样回答:“我很爱钱,要用钱滚钱,把铜币变银币,银币变金币。”虽然起这个绰号的人未必有什么好心,但杨泰隆似乎对这个绰号很满意。


在做商人的同时,杨泰隆也是一位古董美术品的收藏家。据一些亲戚和曾经在他家工作过的女仆说,他在海尼森的家中堆满了他在旅行和工作时四处收集的西元时代的古董。只要工作一结束,他就会待在家里,鉴赏或保养他的这些收藏。他选择生命的另一半时,也像是在选艺术品一样。他的第一任妻子是一位长相非常美艳的女人,和她的美貌成正比的是她对奢华生活的追求,然而杨泰隆却认为这是对金钱的侮辱。和这位浪费成性的第一任妻子离婚之后,他娶了卡多丽奴·R·杨,一位大家公认的长相温婉的美女,她比杨泰隆小了八岁,是同盟某位军人的未亡人。结婚一年后,他们的儿子——杨威利诞生了。


家庭内部有一种传言,认为杨泰隆对任何出厂年份小于五百年的东西都毫无兴趣,包括人类。论据是妻子生产之时他并没有陪伴在她身边,而是在自己的书斋中擦拭古董花瓶。当听人传报生了一个男婴时,他停下了手中的工作,似乎有点心不甘情不愿地喃喃自语:“我死了以后,这些美术品都是那小子的了!”说完又开始继续擦拭。772年,卡多丽奴·R·杨因急性心脏病去世的时候,他刚好又待在书斋中擦拭古董,一听到噩耗,手中的青铜狮子不禁失手掉在地上,他一面捡起一面喃喃说了一句话,让妻子这方的亲戚听后勃然大怒——“还好我擦的不是易碎的古董……” 后来杨威利的母族前来参加葬礼的时候,看到父子两人一语不发地坐在书房内擦拭古董的光景,莫不为之愕然。当他们问他,儿子和古董哪个重要时,他答到:“收集美术品是要花钱的。” 换句话说,其实儿子就是免费的。这番回答让亲戚们个个暴跳如雷。


杨泰隆在这段传言中的形象显得冷血而不近人情。虽然如今传言的真实性已经因为当事人的逝世而无法查证,我们依然可以从杨威利留下的手稿中窥见他记忆中父亲的模样:


“……昨日与亚典波罗的谈话十分愉快,虽然他父亲的性格和我的父亲相差很远,听他讲述他父亲“强迫”他上军校的种种手段的时候,我却没来由地有一种熟悉感。父亲在我十六岁时去世,除了去扫墓之外,我并不常怀念他。他痴迷收集古董,我小时候花费时间最多的事便是坐在他身旁和他一起擦拭他稀奇古怪的收藏品,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我始终认为这是他表达爱的古怪方式。我们每次的清理活动都是从一个花瓶开始,然后我就可以随意挑选其他我感兴趣的物品研究,奇怪的是他重来不肯让我碰一个青铜的狮子雕像,据他说是因为那是所有收藏中最贵重的物品。虽然后来事实证明那些都是赝品,但这丝毫不影响这段记忆带给我的那种纯粹的快乐与平静。我有时甚至觉得搞不好父亲是故意收集赝品也说不定。这实在很符合父亲的一贯风格:自由而散漫,无所谓其他。他时常把钱挂在嘴边,表现得对钱财非常重视,但我却觉得,他内心说不定对金钱不是十分看重……”


葬礼之后,杨威利的母族亲戚一致认为,应当把杨威利从这个没有责任感的父亲手中拯救出来。协商被拒绝后,他们扬言要把事情告到法庭,由法庭解决。杨泰隆听到这个消息后并没有做任何回应,直接抱着儿子乘上了星际商船,从首都海尼森消声匿迹。亲戚们想出法庭这招无疑是想让杨泰隆妥协,并没有真正上庭的意愿。然而他们并没有料到杨泰隆直接釜底抽薪,让他们连控告父亲绑架幼子的机会也失去了。现在看来,杨泰隆之所以会带着儿子远走他乡也是无奈之举,或许这个举动同时也证明了杨威利日后“不寻常”的战争风格并不是没有来由。


就这样,杨威利的五岁到十六岁之间的大部分人生都是在太空船上度过的。小时候和父亲坐在一起擦拭古董的经历无疑为他性格中的温文和沉静埋下了种子。他缺少男性成员身上标志性的反叛和任性,并且很早就投入到父亲想灌输给他的对机械技能和技术的兴趣上去了。在他留下的最早照片中,他的形象是一个相当认真的小男孩,有着东方人的黑发黑瞳,但母亲的血统让他的脸部轮廓较一般东方人深刻,肤色也偏白,脸上带着婴儿肥,正兴趣盎然地在研究太空船的内部。就算没显露特别的天才,他起码显出自己的用心和相当灵巧的动手能力。


祖上尽是在星际间航行的船员的杨威利本该去当星际航海家,不是去经商,便是当个舰长。这大概也是杨泰隆本来的期望。但是杨威利第一次遇到瓦普跳跃飞行(超空间跳跃航行)的时候,体内如山崩地裂,又是呕吐又是发烧,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渐渐习惯。他的体制虽称不上体弱多病,但也绝对与强壮无缘,并不一定适合这种既艰辛又英勇豪迈的行业。杨泰隆当时或许也忧虑过,这个瘦小的孩子未来该怎么办。


杨威利对自己的境遇反倒很能随遇而安,虽然长年在宇宙中航行的生活让他失去了在学校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但是杨泰隆在飞行船上的书房中搜集了许多教育资料,船员们也乐于在闲暇时期照料船长的儿子。于是杨威利在电脑的远程教学下完成了自己的基础教育,并逐渐把他对机器的兴趣转移到了历史方面。他变得爱看录像带,爱看新发行的老书,也喜欢听从前的故事,尤其对“历史上最狠毒的篡位者”——鲁道夫更是兴趣浓厚。


“如果鲁道夫果真是恶魔,为什么人们还会支持他、给他至高无上的权力呢?”


杨威利对历史的思考,最早的记录就来自这个问题。在伊谢尔伦保留下来的手稿中,记录着大约十四岁左右的时候,他和父亲杨泰隆一起看完一部讲述帝国简史的纪录片后,他对着电子屏这么问道。鲁道夫在自由行星同盟的形象总是被描绘成“邪恶的独裁者”、“冷酷的暴君”,由此不难揣测十二岁的杨威利问出这个问题的心理活动。


做为一个商人,杨泰隆的政治观也十分独特,当时他回答:


“因为人民都好逸恶劳!”


“好逸恶劳?”


“这样说好了,一般人碰到问题时,都不愿靠自己的精力心思去解决,他们只期望超人或圣贤的出现,为他们承担所有的痛苦、困难和义务。鲁道夫就抓住人性的这个弱点,伺机而动,一举成名。你要好好记住:让独裁者有机可乘的人,要负比独裁者本人更多的责任。虽然沉默的旁观者没有支持他,但沉默的旁观其实与支持同罪。”


“那同盟的民主就能让人民不沉默了吗?”


“不能,只要有政府这样的权力机构存在,人民就永远不会主动实行不属于自己的义务。”


“既然政府也不行,我们可以不要它吗?”


“威利,你这是两个问题。一个事物为什么会出现,和这个事物所带来成的影响,二者有时候可是相差了几百光年那么远呢。”杨泰隆当时是这么回答,“不把这两个问题分开想会闹笑话的。你看那些‘无政府主义者’,最喜欢讨论政府的坏处,但是如果政府是事实上必然存在的东西,你把它说得再糟糕有什么用呢?就像有人说长生不老未必好,但‘长生不老’本来就是不可能实现的,不要说实现,连接近都不可能。无政府主义者幻想的正式这样一种不可能的东西……”


或许是预见到了谈话方向的危险与矛盾,杨威利笔记中记录的杨泰隆唯一关于政治的评论就到此。也许是预见到了什么,杨泰隆后来又补充说:“只是……你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比这些东西更值得关心的事情上……比如钱和美术品啊。金钱可以丰富物质,美术品可以美化心灵。”可杨威利最终也还是踏入了政治的漩涡之中。


这段话在某种程度上为杨威利的人生作出了预言。杨泰隆对杨威利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比如说对金钱和权力的态度,甚至于常常把工资和退休金挂在嘴边的个人习惯。手稿中他描述这件事:“虽然不能说对我未来的生活启到了什么决定的意义,但至少提供了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无疑就是历史研究。他曾对养子尤里安·敏兹这样说:“用剑不能打倒鲁道夫大帝,不过,我们却可以把他对人类社会所造成的罪孽纪录下来,这就是笔的力量。用笔可以控告几百年前的独裁者,甚至几千年前的暴君。剑不能让历史倒流,但笔却可以。……历史并非仅仅是过去的记录而已,更是文明延续至今日的证明。现在的文明是由过去的历史所累积出来的,所以我想成为历史学家。”他之所以对历史有着近乎偏执的向往,是希望在怀疑之处找到确定性。上述那种问题激起的强制倾向把他拽进了历史。这个费解的谜强加于他、俘虏了他,让他不能坐视,一定要找到一个满意的解答或者将其消解。可以说,是历史找到了他,而非他找到了历史。


但在另一种意义上,问出“既然政府也不行,我们可以不要它吗?”这个问题的他是极不典型的杨威利。它轻易地掉入了无政府主义的陷阱,根本不容于成年杨威利身上令人倾佩之处:稳定的理性和洞悉世事的清晰头脑。从在无政府主义边缘徘徊到民主制度的捍卫者,这不仅仅意味着观点的变化,也意味着性格的转变。他的一生以一些列这样的转变为标界,而危机的根源往往是他自己,仿佛他的人生是一场与他自己本性进行的战斗。




画外音:银河的历史,又腐掉了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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